西罗马帝国的遗产落于谁家?|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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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隆基

摘编自《新世界史(第2卷)》,中信出版社出版



旧教科书将古罗马末期民族大迁徙简化为单一现象,顶多将日耳曼人归为一类,乃古罗马的毁灭者;把由亚入欧的匈人归入另一类,算作其背后的推手,乃导致古罗马灭亡的元凶。

 

未来新欧洲的根苗来自莱茵河对岸那从未被罗马人统治的法兰克人,以及罗马最边远、最早丧失的不列颠尼亚。它们与罗马帝国这个旧模子破裂后脱颖而出的“精神罗马帝国”罗马教会携手,共同创造了新欧洲。



法兰克人的登场



法兰克人中的两族——利普里人(Ripuarian)与撒里人(Salian)——在“3世纪危机”时代曾一度侵入高卢,被罗马驱逐。4世纪时他们卷土重来,罗马已无力招架。

 

皇帝朱利安于358年允许撒里人居住于托克桑德利亚(Toxandria),招安为“盟友”,替罗马提供兵员。他们于451年协助罗马人击退匈人。他们的表亲利普里人则仍居于莱茵河的东岸,463年,这一族法兰克人攫取罗马城市科隆,成为他们的大本营。

 

撒里人不像其他日耳曼族群般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只是跨过了莱茵河,在西岸定居,逐渐扩张地盘。他们亦逐渐高卢化,自立王国,王朝曰墨罗温(Merovingian),其始祖是传说人物墨罗维乌斯。

 

该王国制定《撒里法典》(Lex Salica,也译为《萨利克法典》),法典以拉丁文最后定稿。可能离开阿里乌教派发源地的东方太远,法兰克人仍在崇拜部落神。墨罗温王朝的基督教化是直接皈依罗马宗,而其中介则是勃艮第人。

 

勃艮第人宗奉阿里乌教派,罗马宗的维埃纳主教阿维陀斯争取他们不遗余力。阿维陀斯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国王表同情,却害怕阿里乌派贵族造反而推迟受洗,慑于霸主东哥特王国的讨伐亦该在考虑之列。后来导致法兰克王克洛维受罗马宗洗礼的王后克洛蒂尔达即勃艮第公主,她从小受罗马教义的熏陶。



法兰克人倒向罗马教廷



在查士丁尼收拾了众阿里乌派王国之前,西罗马故地只剩下西北边陲——法兰克王国与不列颠——可以让罗马教廷施展影响,作为扭转乾坤的新靠山。法兰克人仍处于尊奉部落神拜偶像阶段,并未受到阿里乌异端的沾染,因此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大有可为。

 

况且,在西罗马的中央政府已经消失后,罗马的“高卢将军”赛亚吉里乌斯(Syagrius, 430—486/487)仍以孤臣孽子身份在高卢北部维持一个罗马的“省份”。

 

然而,该“省份”被法兰克王克洛维消灭,其后克洛维又将其妹嫁给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以利双方结盟,形势似乎急转直下:法兰克王国有倒向狄奥多里克筹组的阿里乌邦国大同盟的倾向。


克洛维受基督教洗礼


幸好,对罗马来说,克洛维于496年皈依了“正统的”罗马公教,此举得力于他的王后克洛蒂尔达不少。克洛维的转向与他大部分臣民的信仰一致,可能造成一些法兰克酋长的离心,却获得高卢的罗马贵族支持,后者愿意接受他接替罗马统治。

 

在507年,克洛维向阿里乌教派的西哥特王国发动攻势,在伏伊叶(Battle of Vouillé)一役中杀其王阿拉里克二世。西哥特王国退守伊比利亚半岛,法兰克人遂攫取阿奎丹之地。

 

克洛维多子,按法兰克人的习惯法,父死众子各继承一片国土,裂土分封。

 

523年,克洛维之四子发动对勃艮第王国的最后征战,至534年全面并吞之。一个阿里乌教派的国家终于被奉罗马宗的强权兼并。

 

535年,查士丁尼大帝发动“哥特战争”,进攻意大利的阿里乌派的东哥特王国,历时19载而消灭之。589年,退居伊比利亚的西哥特王国亦皈依罗马公教。

 

罗马公教将成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基石这个历史前途似乎确保了,但却大谬不然。如公元4世纪末匈奴人的来临一般,6世纪下半叶阿瓦尔人的来临导致了又一次的日耳曼语族群大迁徙:这次是伦巴德人。

 

伦巴德人的发源地是易北河流域,夹在莱茵流域的西日耳曼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东日耳曼语的哥特人之间,因此有人构想有“中日耳曼语群”的存在。

 

568年春,伦巴德人伙同巴伐利亚人、格皮德人、撒克逊人,共四五十万人,蜂拥进入意大利。伦巴德人多为原始信仰者和阿里乌基督教徒,罗马教廷不堪其苦,求助于东罗马,不果,逐渐把目光转向西:唯一供奉罗马公教的大邦法兰克王国。但将后者重新树立为“西罗马”则有待时日。

 

墨罗温王朝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的疆域虽然已为今日的西欧打下基础,而且奉罗马正统的基督教,但领导阶层却无能、腐败不堪,有待新的卡洛林王朝取代墨罗温王朝,这个再生的罗马构想方成真。

 

与稳如磐石的东罗马比较,在西罗马帝制结束(476年)至8世纪中期罗马教廷与卡洛林王朝形成一个新轴心,这段青黄不接期间内,罗马教廷可谓风雨飘摇。

 

阿里乌教徒占据了西罗马旧疆的心腹地带(意大利、高卢、西班牙诸省,以及帝国谷仓的北非),没有帝国保护(除了查士丁尼短暂的光复期)的罗马教廷乃寄人篱下。唯西罗马旧疆之西北边陲没有失陷于这个敌对的基督教派。

 

另一个扭转乾坤的因素是从未纳入罗马帝国疆域的爱尔兰,也是最意料不到的好运。西罗马消失后,代帝国政府行使“中央”职务的罗马教廷竟然还可以依靠不列颠与爱尔兰这个边远角落的效忠,帝国已于410年从前者处撤守,后者则从不曾是帝国一部分,乃“化外”,却成为罗马教会的一个省。


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位于都柏林。


爱尔兰的基督教化,童年时曾被绑架至爱尔兰为奴的不列颠人帕特里克居功至伟,今日已被公认为“爱尔兰的主保圣人”。成年后的圣帕特里克返回爱尔兰,在其北部的阿尔马格建立传教的大本营,但他建立的是教会而非修道院,与后来发展出来有异于罗马教会的“凯尔特形态的基督教”之间其实出现断层,但这并无碍于他被尊为爱尔兰基督教之祖。

 

至600年前后,作为造成西罗马解体的民族大迁徙的一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已在原先较文明的不列颠东部占据了广大的永久定居区,前罗马的不列颠公民则退守较不发达的海岛西部,显著地被边缘化。



打造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拉丁认同”



为了推广拉丁教仪,以及更好地传抄早期教会的典籍,“卡洛林文艺复兴”为拉丁文设计了卡洛林小楷(Caroline minuscule),用来取代墨罗温书写和日耳曼书写,使中古拉丁文得以广泛流行。卡洛林小楷如此好用,以致它取代了古爱尔兰书写、古撒克逊书写,至10—11世纪时,它已进入西班牙、英国、匈牙利和冰岛。

 

后人往往有这样的错觉:日耳曼蛮族入侵瓦解了罗马的一统天下,导致各自有国语的邦国之林立,而拉丁文幸赖基督教会这个精神罗马帝国予以保存,并在列国之上铺盖了一层西方拉丁认同。

 

其实,纵使教宗大格列高利已不谙希腊文,其德高望重故不在话下,也没有资源和影响缔造一个泛欧的“拉丁认同”,唯有一个“新君士坦丁”方有此能耐,盖政治霸权演绎为文化霸权。

 

“卡洛林文艺复兴”实质上发明了中古拉丁书写,成为信仰时代的文化基础。待欧洲近代初期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误认卡洛林小楷为古罗马的书写,在它的基础上发展出“人文主义小楷”(humanist minuscule),乃今欧语之意大利式草书之所本。“没有卡洛林小楷,拉丁字母和拉丁文献的延续性都不会达我们在这里确定的程度。”

 

拉丁文在古罗马固然亦非一成不变,唯有《圣经》的通俗拉丁译本与众多的早期教父著述以及异教典籍将它固定在某个历史形态。便于书写的卡洛林小楷将经典拉丁文普及为教会干部的通用语库,欧洲的知识阶层则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扬中古的拉丁文,恍如中国的文言文传统。

 

卡洛林文化霸权缔造了一个泛欧的“拉丁认同”,使中古的西欧成为“拉丁基督教世界”,以别于东方的“希腊基督教世界”。正如同希腊基督教世界麾下有众斯拉夫民族,如俄罗斯等,拉丁基督教世界除了拉丁语系外,还覆盖条顿、凯尔特、芬匈等族群,只要它们服膺罗马宗,用拉丁字母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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